北京雍和宫与蒙古地区佛教高僧的关系

雍和宫网站 www.yonghegong.cn       时间: 2012-10-15

作者:胡雪峰(北京雍和宫住持)

引言

本文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历史资料》[1]和其它与雍和宫相关的资料、根据当时乾隆皇帝的上谕和满、蒙、汉、藏四体《雍和宫碑文》以及其它档案文献提供的重要线索,来阐述乾隆皇帝为何将雍亲王府改建成蒙藏佛教寺院的缘起,而不是汉传佛教寺院,论述其意义和目的,以及雍和宫与蒙古佛教高僧的关系。以此说明蒙藏佛教寺院雍和宫成为藏区域外弘传佛法、佛教研究的重要中心。雍和宫对于清朝以来宣传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于国泰民安、民族团结、国际友好交流做出的贡献是其它领域和寺院不可替代的。自雍和宫改建为蒙藏佛教寺院后,许多高僧大德都在这里留下了爱国爱教爱民族的千秋佳话。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开始实施的金瓶掣签制度,使雍和宫成为当时蒙古和京师地区蒙藏佛教的管理中心。

据《蒙古佛教史》记载:藏历木鼠年(1744)乾隆皇帝曽向章嘉呼图克图・罗赖毕多尔吉 (Zang skya Qutugtu Rol paHi rdo rje 1716-1786)活佛请教过有关佛教发展情况。在元朝时代就有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高僧萨迦班智达(Sa skya PaNDita 1182-1251)和八思巴・洛追坚赞(H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1235-1280)帝师,在北京建寺弘法。在乾隆皇帝的旨意下,章嘉呼图克图・罗赖毕多尔吉和勒钦布鲁古仁布钦(Khri chen sphrul sku rin po che)主持,把北京雍和宫改建为佛教寺院,即雍和门殿(一般寺院的山门)、雍和宫殿(一般寺院的大雄宝殿)、法轮殿(大经堂)等,并左右建有护法殿、显宗殿、密宗殿、声明殿、医学殿,又备有僧舍等,成为规模宏大的蒙藏佛教大寺院,寺名藏语名甘丹敬恰林(dGaH ldan byin chags lgiG,蒙古语名为Nairaltu nairamdaku süm-e,满语名为 hiwaliyaka quruG)意即雍和宫,或意为弥勒佛的净土兜率天。1744年,从内蒙49旗和外蒙7部以及藏区征集500名青年学僧来雍和宫修学佛法、成立僧团。其中,300人在显宗学院修学,100人在密宗学院修学,50人在医学学院修学,50人在声明(文化)学院修学。寺院制度均以佛教清规戒律而定。皇帝每年视察雍和宫,一切费用由国库支付。

1744年对雍和宫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一年,从此这里成为清代北京地区最大的蒙藏佛教寺院,在北京、蒙古和藏区尤其是内八旗蒙古、外游牧蒙古地区以及内、外扎萨克蒙古地区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威望。由于多种原因,到目前除了研究其在历史上所起的政治作用外,其它一些具体问题迄今未能深入,譬如:改建蒙藏佛教寺院的缘起及具体时间和开光日期,僧侣(俗称:喇嘛)人员构成、额数及生活来源,寺务的日常开销及寺院修缮经费的来源,改建寺院的经过和开光前的准备工作等等,本文利用鲜为人知的满、蒙、汉文档案史料就这些问题作一考述,以期对于研究雍和宫的历史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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