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阿尼哥一起将中国传统雕塑艺术与尼泊尔造像艺术相结合，开创了元大都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的新时代
阿尼哥（Anigo，1244—1306年），又作阿尔尼格，尼泊尔人，著名画师、雕塑家。中统元年（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在西藏萨迦建造黄金塔，阿尼哥因自告奋勇，主动请缨率尼泊尔工匠团赴西藏，并圆满完成黄金塔建造任务而深得八思巴赏识和信任，被收入门下。后随八思巴进京入朝，因其才华出众，尤其是精湛无比的雕塑技艺而受到忽必烈的器重和恩宠，多次负责两京寺观造像的雕塑任务。至元十年（1273年）被任命为人匠总管府总管；至元十五年（1278年）授予光禄大夫、大司徒等官职，统领将作院事务，地位和声名更加显赫，权倾一时[8]。在元朝宫廷任职的四十多年中，他先后主持建造了大批佛寺、道观，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艺术才华，将风格迥异的“西天梵相”技艺传播到中国，为元大都、上都等寺观庙堂塑造了大量“梵式”造像，同时，还培养了不少中国本土工艺美术家，刘元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据《元史》等文献记载：刘元“及被召，又从阿尔尼格国公学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为绝艺”；刘元“尝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亦称绝艺”[9]。忽必烈时代，两京寺观之像大都由阿尼哥主持塑造。奉召进入元大都以后，刘元师从阿尼哥学习尼泊尔雕塑技艺，成为其团队的重要成员之一，是阿尼哥的得力助手。名师出高徒，在众多的工程实践中，阿尼哥言传身教，聪慧机敏的刘元自然受益良多，水平、能力突飞猛进，技艺很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令“天下称之”。即使在忽必烈时代之后，阿尼哥与刘元在元朝寺观建设、造像塑造领域，仍然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刘元甚至他的学生已经声名远扬、屡担宫廷重任，不仅驾轻就熟，塑造了大量汉传佛教、道教、儒家人物等造像，而且密宗本尊、“马哈哥剌佛及伴绕神圣”等藏传佛教造像雕塑技艺也已日臻成熟。
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元朝以前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个是汉晋时期经中亚、西域引进吸收印度佛教雕塑艺术的阶段。此阶段的佛教造像，大多以印度佛教艺术为母范，往往直接取法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图像，印度色彩极为浓厚。如佛像衣装单薄，多偏袒右臂，裸露胸膛，衣褶多为平行、隆起的粗双线或平行弧线等。另一个是南北朝以后将印度佛教雕塑艺术与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相融合，逐步中国化的阶段。此阶段佛教造像的面相、花纹、服装等方面已经与前一阶段有了明显变化，如佛像面相更加丰满圆润，体态饱满，衣装更加厚重，配饰更加复杂华丽，衣褶流畅，极富写实感等，凸显中国人的审美观。到了唐宋时期，“汉式佛像”庄严、富丽、面带慈祥的风格已经形成。直到阿尼哥、刘元一派进入元大都并迅速崛起以前，包括大都在内的内地佛像基本都是汉式佛像。此后，由于阿尼哥及其弟子刘元备受忽必烈的欣赏、宠信与重用，“梵式佛像”异军突起，迅速占据大都佛教寺院，尤其是藏传佛教寺院，为大都传统造像艺术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其影响迅速波及周边甚至扩展至南方地区。
所谓“梵式佛像”或“西天梵相”，早期指印度、尼泊尔风格的佛教造像，后来主要指尼泊尔风格的造像。尼泊尔佛教造像艺术历史悠久，风格独特。它是在吸收古代印度造像艺术手法和风格的基础上，不断融入本民族的审美观念和雕塑技艺，从而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地区和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公元12世纪左右是其发展和艺术风格成熟的重要时期，它是以加德满都谷地为中心，以纽瓦尔人为主要造像者而发生发展的。阿尼哥便出自纽瓦尔族，来自谷地具有“良工之萃”的古老都市——帕坦。尼泊尔造像艺术风格清新、朴实，富于生活气息和世俗情趣，佛像通常表现为头大肩宽、肩部壮硕、高乳肥臀、腰身纤细，面部呈上宽下窄的倒三角形、两眼向上勾等特点，通肩式大衣轻薄贴身，衣纹简洁概括，人体结构清晰，装饰繁褥，工艺精湛，从体型到装饰都体现了一种反映现实、贴近生活的艺术倾向，给人以既庄严神圣而又不失人间烟火的艺术感受。造像的体量大都比较小，便于携带。从题材来看，以密教题材为主，造型复杂，女性特征明显。从用材和工艺来看，主要以金铜造像为主，多用铜铸或铜片锤揲成像，然后鎏金。成像金光闪闪，超凡脱俗[10]。
尼泊尔造像艺术从7世纪开始影响我国西藏，12世纪末随着东印度王朝及其佛教艺术的终结，更成为影响我国西藏造像艺术的主流。在大量尼泊尔造像不断输入西藏的同时，很多尼泊尔雕塑家也翻山越岭进入西藏，从事佛像的雕造工作，阿尼哥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传入西藏的尼泊尔造像艺术，在吸收藏族传统审美和表现手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雪域高原风格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11]。
随着阿尼哥从西藏入仕元大都，“西天梵相”与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也从西藏传到了元大都。阿尼哥在“尼藏”和“藏汉”之间，构建了一个完美的传播链条，尼泊尔－西藏－大都佛教艺术形成了完美链接。包括后来明清宫廷藏传佛教艺术，也是在这条纽带的影响下，得到了更充分和完满的发展。而阿尼哥的学生与助手刘元，也是这一链条上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不仅协助师傅阿尼哥完成了大量建寺、筑塔和塑像任务，而且虚心学习师傅的技艺，并将中国传统泥塑、夹纻等传统雕塑技法和自己的技术特长与之融会贯通，推动了“西天梵相”与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在大都及周边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彩绘泥塑、夹纻像、金属雕塑等各种佛教造像在大都及周边地区兴造起来，元大都佛教造像艺术中外结合、汉藏结合，多元化、精细化、写实化、时代化新风格逐渐形成。
刘元与阿尼哥时代元大都佛教造像风格的主要特点：一是造像题材汉藏结合、丰富多彩。除了佛、菩萨、明王、罗汉、护法等汉传佛教造像外，藏传佛教密修本尊、护法等形形色色造像也大量涌现。二是佛像造型的多元化。既有汉传佛教比较简单、一面二臂、慈善温和的佛像，也有藏传佛教多面多臂、造型奇特、忿怒恐怖的佛像。三是造像的形体逐渐向纤细柔美、比例匀称、含蓄圆润方面发展，更多地突出中国人的形体特征和审美观。四是创作手法更加细腻、逼真，作品造型更加精美、比例匀称，表情更加生动传神，将大都雕塑艺术推上了一个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