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元大都及内蒙、山西等周边地区塑造了大量造型精美、栩栩如生的佛教造像，推动了造像艺术和佛教的传播
“佛法所传，必藉寺宇，以处其僧。”“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12]元代诸帝崇佛护佛，极为重视佛教寺院的建设。不仅忽必烈，其后的每一个皇帝即位后都要大兴土木营建新的寺院。尤其是藏传佛教寺院，随着帝师制度的确立，八思巴及众多僧众迁居大都，藏传佛教在大都的势力和影响迅速发展蔓延，寺院建设蔚然成风。如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建大护国仁王寺和西镇国寺；至元九年（1272年），建大圣寿万安寺；至元二十年（1283年），建大兴教寺；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建大崇国寺；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建大承华普庆寺；大德八年（1304年），建东花园寺；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建大崇恩福元寺；元仁宗延祐年间，建大能仁寺；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建帝师八思巴寺、大永福寺等[13]。到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大都内外为皇室作佛事的寺院已经多达367座[14]。根据《元代画塑记》记载，从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到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十二月，仅为大圣寿万安寺、青塔寺、兴和路寺、大天源延寿寺、普庆寺等寺庙，就塑造了三世佛、菩萨、罗汉、尊圣佛、马哈哥剌佛、救度佛母等佛像800多尊。其中，既有铜铸、银铸佛像，也有彩绘泥塑和夹纻漆像。
在这些寺院的建设工程中，刘元主持或参与了很多佛像的塑造工作。为藏传佛教在北京的广泛传播，为大都佛教寺院的建设和佛教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其所为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见者”[15]，所以史籍中明确记载不多。
大护国仁王寺，俗称大都寺，始建于至元七年七月，十一年（1274年）三月建成，是北京乃至内地最早始建的藏传佛教寺院。它由昭睿顺圣皇后（察必皇后）发起，忽必烈敕令修建于大都城之西高粱河畔，寺中的佛像即由刘元、阿尼哥负责塑造。由于该寺早已不复存在，刘元、阿尼哥到底为其塑造了哪些佛像，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元武宗时期所建佛殿与该寺有关，从中可以略见一斑。《元代画塑记》载：“武宗皇帝至大三年正月二十一日。敕虎坚帖木儿丞相。奉旨新建寺后殿五尊佛。咸用铜铸。前殿三世佛、四角楼洞房诸处佛像以泥塑。仿高良河寺铸铜番竿一对。……依佛经之法。拟高良河寺井（疑为‘并’字——笔者注）五台佛像从其佳者为之。用物省部应付。正殿三世佛三尊。东西趓殿内山子二座。大小龛六十二。菩萨六十四尊。西洞房内螺髻佛并菩萨一百四十六尊。东西趓殿九圣菩萨九尊。罗汉一十六尊。十一口殿菩萨一十一尊。药师殿佛一尊。东西角楼魔梨支王四尊。东北角楼尊圣佛七尊。西北角楼无量寿佛九尊。内山门天王一十二尊。”[16]此处的“高良河寺”即为大护国仁王寺。既然该寺佛像的塑造是以大护国仁王寺和五台山为依据的，那就间接说明大护国仁王寺佛尊的类型和特点与上述情况相类似，不仅种类和数量很多，而且既有汉传佛教造像，也有藏传佛教造像。
另外，既然大护国仁王寺“严设梵天佛像”，又由刘元、阿尼哥等人负责，也说明梵式或说藏传佛教造像肯定是不可或缺的。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其中藏传佛教密宗护法神马哈哥剌佛是重要佛尊之一。元代皇帝将此神视作战神，故对其极为重视，凡遇战事，必祈求其保佑。如元贞年间，“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胆巴）祷于玛哈盖拉神，已而捷书果至。”[17]
西镇国寺始建时间和所处位置与大护国仁王寺相当，寺中佛像的塑造亦非刘元和阿尼哥莫属。关于佛像的情况，郑思肖所撰《心史》有部分记载：“幽州，建镇国寺，附穹庐侧有佛母殿，黄金铸佛，裸形中立，目瞩邪僻；侧塑妖女，裸形斜目，指视金佛之形，旁别塑佛，与妖女裸合，种种淫状，环列梁壁间。两廊塑妖僧，或啖活小儿，或啖活大蛇，种种邪怪。后又塑一僧，青面裸形，右手擎一裸血小儿，赤双足，踏一裸形妇人，颈擐小儿骷髅数枚，名曰‘摩睺罗佛’。”[18]很明显，文中所述造像都属于藏传佛教密宗风格，主要是俗称“欢喜佛”的密宗本尊和马哈哥剌佛。密宗本尊种类很多，如欢喜金刚、胜乐王佛、时轮金刚、大威德金刚、密集金刚、马头金刚、不动明王、空行佛母等。刘元所塑“人罕得见者”，可能就是胜乐金刚等被俗称为“秘密佛像”“双身修行”之类的佛像，即一尊主神（男身）拥抱其明妃（女身），赤身作接吻交媾状，所以世俗之人常视之为“秘戏”之像。
刘元的艺术创作和贡献大都发生在忽必烈当政的至元年间，上述仅为其中两例而已。《元代画塑记》中还明确记载了数起忽必烈时代之后，刘元及其弟子所负责的佛像雕塑工程。一是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八月十一日，刘元奉旨为青塔寺山门塑四大天王像：“中政院使阔阔䚟奏。青塔寺山门内四大天王。今已秋凉。正可兴工。未审命谁塑。奉旨。刘学士塑之。”二是延祐五年（1318年）十月二十五日，刘元奉旨为香山塑四天王和菩萨像等：“四天王像。命刘总管塑之。阁下毗卢佛。两旁添塑立菩萨二。文殊菩萨一。用物于省部需之。文殊菩萨一尊、高九尺。普贤菩萨一尊、高九尺。火焰二扇。各高一丈五尺、阔七尺五寸。”[19]三是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十六日，刘元徒弟张提举为兴和路寺塑马哈哥剌佛及伴绕神像等：“诸色府总管朵儿只等奏。八思吉、明里董阿二人传旨。于兴和路寺西南角楼内。塑马哈哥剌佛及伴绕神圣。画十护神。全期至秋成。塑工命刘学士之徒张提举。画工命尚提举。二人率诸工以往。所需及饭膳。皆令即烈提举应付。秋间朕至时作庆赞。勿误也。马哈哥剌一。左右佛母二。伴绕神一十二圣。画三扇。高一丈五尺、阔一丈六尺。”[20]此时的刘元已经是八十岁上下耄耋之年，仍然还在承担宫廷塑像任务，可见其地位之高、作用之大几乎无人可以替代。
除佛教造像外，刘元还为元大都塑造了很多道教神像、儒家先师及世俗人物像，如仁圣帝像、侍臣像、三皇像等。此外，他还为元上都的佛教寺院塑造过不少佛像，而且件件都精美传神，见者无不惊叹称奇。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遗址调查时，在华严寺的废墟中，出土了一些彩色的泥塑和鎏金塑像的残片，可能与刘元有关。
另外，山西、河北、天津等地的一些佛教寺院和道观中，也有刘元手迹。如山西晋城泽州县玉皇庙中，有刘元所塑二十八星宿像；天津宝坻广济寺中的三大士像，据说也为刘元所塑。这些造像都是元代雕塑的杰出作品。
由于年代久远及其他各种历史原因，刘元、阿尼哥等人塑造的元大都佛教造像，均早已毁灭或不知下落，留存下来的实物已不多见。其中，北京八大处大悲寺大雄宝殿的十八罗汉像，据传是刘元的佳作，塑于元大德二年（1298年）。这组十八罗汉形象生动，欲起、静坐、微笑、沉思等神态逼真，被视为“旷世之宝”。供奉在河南洛阳白马寺中的24尊夹纻漆像，即大雄宝殿内的三世佛、韦陀韦力二天将、十八罗汉和天王殿内的大肚弥勒佛像，据称也是元代作品。这些佛像原为元大都能仁寺的佛像，后被移至紫禁城慈宁宫大佛堂供奉，1973年从故宫调拨至白马寺[21]。北京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北京雍和宫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等文博单位都收藏有一些元代佛教造像，但是否与刘元有关，尚待考证研究。雍和宫雍和门殿彩绘泥塑四大天王像，雍和宫殿夹纻十八罗汉像，以及其他殿堂中供奉的各种汉传或藏传佛教造像，虽非刘元所塑，但其风格和雕塑技法应与刘元所传元代雕塑技艺有关。